报道几年前,华强北一个大型商场转型成为龙胜手机批发城,那时很多人不解。随后人们看到此批发城人流熙来攘往、生意蒸蒸日上,不免感叹这个转型十分成功。可当记者前两天来到这个地方,商城的很多柜台已经人去楼空,甚至其周边的商城、写字楼也都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萧条。而导致这种萧条景象出现的,是近八成山寨手机厂的倒闭。

  以山寨手机为代表的“山寨文化”,曾经被评为年度热词。短短几年过去,在山寨文化的发源地,山寨手机已走到了尽头。

  好像昨天华强北龙胜手机批发城还人潮汹涌,“山寨机”的生产和销售红红火火。今天却人去楼空。据不完全统计,山寨手机大行其道时,深圳有“山寨机”企业近千家,整个产业链大约有2000亿元资金规模。可是现在只剩下不到200家。

  万先生是一位资深的山寨手机生产商,他给我们讲述了华强北山寨机的往事。万先生告诉记者他最辉煌的时候是看准了苹果的高仿机,曾经卖了上百万产品,在华强北有15个档口,一个商场内最多有6个档口都是他的。“我们也创新,苹果第一代的时候还没有GPS,我们比他们先装上这个功能的。”虽然这款手机的利润不过每台50元左右,万先生也赚取了5000多万的利润。“那时我们也出口啊,巴西,中东,南非,甚至欧美都有我们的客户,基本上供不应求,不过现在大势已去,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了。以前我们整天的问题是没货、没货。可现在我自己都转型了,从行业内出来了”。

  那时的华强北,因为山寨手机而名扬海内外。二十多个密集相连电子市场,市场的每一层都被分隔成无数个柜台,如蜂窝一般排列。这里常年车水马龙,手持电脑整机、手机、电子元器件的商贩来回穿梭,拉着拖车的快递工人吆喝着上货卸货。人群中不时闪现的各种肤色的商人,让这里看起来像个世界集贸市场。但是现在八成经营山寨手机的人们都转型了。

  “工厂工人、店员、下游厂商、设计的包装的都离开了这个领域”。万先生说。虽然就是档口生意,但是在华强北的山寨机老板中,千万富翁是很常见的,他们大多文化程度不高,从销售开始做到工厂,大多数在山寨浪潮里淘金成功。

  山寨机一出生,就带着仿冒、侵权等诸多“原罪”。因此,大多数生产山寨机的企业主,都抱着捞一把就走的心态。

  万先生给记者讲述了业内人士陈先生的故事,“只知道他叫老陈,真名没人知道,他是深圳高仿机的最大生产商,工艺做得很好,但是很少有人见过他,据说他有三四个家,虽然赚了不少钱,但是整天担心打假、整天担心警察来抓。所以一年前这个人就消失了。”万先生说因为很多人有钱了不想再过担惊受怕的生活,有些人转型,有些人干脆就去做别的生意去了。

  在深圳华强北和北京中关村等大型消费电子集散地,山寨手机曾经一度“占山为王”,但现在,它们正在失去一线阵地。市场调研机构iSuppli数据显示,2010年国内山寨机出货2420万台,比2009年的3320万台下降27%,下降趋势明显。

  2003年底,联发科手机芯片量产出货,这款被业内称为“TurnKey”(交钥匙)的低价芯片解决方案,将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在一起,将摄像、MP3、视频、触摸屏等多种功能全部集成于手机芯片之上。厂商采用这一方案,只要加个电池和外壳就能生产手机。这个山寨手机的幕后推手、山寨机芯片主要供应商台湾联发科技(MTK)上月末刚刚发布的一季财报显示,今年一季度,MTK收入198.67亿元新台币,同比减少39.3%,实现净利润30.65亿元新台币,同比大幅下滑72.3%。而这也是深圳山寨手机一季度的下滑数据。“这个数据也还有点滞后,因为实际的数据远远不止这些”。万先生说。

  “之前我的写字楼租金是400元一平方米,现在100元一平方米都没人租”。一个专门租写字楼给手机企业的业主王先生这样说。由于以前生意一直很好,华强北常常一铺难求。但现在这种局面也在发生改变。在很多个手机商城里面,都空出了很多柜台,一个空出来的柜台上,贴着一张用红纸草草写就的招租广告。“以前一个摊位转让费就得十几万,现在不收转让费,还没人要。”万先生说。

  而在高科德通讯数码广场,开发商借四周年年庆的名义下调了租金,可是还是门前冷落鞍马稀。

  2008年年末,金融危机爆发,直接影响了山寨机的外销。失去了重要市场的山寨机,由此开始了了混乱的倒闭潮。

  除了内销,很多工厂倒闭是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比如陈小姐就是主要做外单,产品出口到西班牙、法国、越南、美国等地。由于金融危机对外贸的影响,订单突然减少了三分之二,不得不裁员,也没有转型的可能,于是生产商开始倒闭。倒闭是从上游开始的,一个生产商倒闭,导致了元器件生产企业的倒闭,从而又引起了其他配件工厂的倒闭,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从第一张牌开始倒闭,就会一直延续下去。

  和陈小姐合作的几个工厂都是因为上游工厂的倒闭,最终导致一连串的倒闭,陈小姐最终也没有幸免于难。由于经济形势不好,很多山寨手机的代工小厂倒闭,老板卷款走人。“我倒闭是被倒闭”陈小姐说,“我和代工工厂签了订单,钱也付了,可就是拿不到货,因为工厂老板跑了。已经跑了好几单,每单都是五六十万元。”

  “不过,那些跑掉的老板也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也被别人逃了订单。最终我也倒了,拿着还剩下不多的钱,别人欠我的钱,我也欠别人的钱,没办法。”陈小姐这样讲述了工厂倒闭的过程,寥寥数语却说出了整个产业链条的内幕。

  “要倒闭就先倒闭,第一个倒闭的反而不会赔钱,因为他卷了很多人的钱走了,倒闭的越晚,你剩下的东西就越少”陈小姐告诉记者她自己悟出的道理,“开始出现倒闭潮的时候,可以卷着很多人的资金走,后面倒闭,你周围的人把能卷的资金都卷走了,你还卷什么呢?所以倒闭要趁早”。当面对记者提问是否亏损的时候,她告诉记者“我算幸运的及早醒悟,拿回来公司全盛时期八成的资产,比起投资来说肯定是有赚的,但是如果我再晚半年,我就只能拿回三成了”。陈小姐的一番话也道明了为什么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竟然有近八成山寨手机产业链条上企业倒闭了。

  3G时代迅速到来,造就山寨手机的联发科没有推出“质优价廉”的3G芯片。而山寨厂商自身研发力量薄弱,3G时代或将成为山寨手机的终结者。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深圳的山寨手机迅速由盛转衰呢?政府严查是山寨机企业倒闭的最显而易见的原因。工商、文化、通信等各部门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形成严密的监管网络,对山寨机形成了很大压力。其次是利润越摊越薄,由于做山寨机的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万先生回忆,三年前,一台手机的利润是一两百元,而现在,则是8到10元钱,不及以前的十分之一。以前做手机配件的生意也很好。三年前,一块电池至少能赚1元钱,现在则降到了两三毛钱。不断下降的利润率,更是让一些山寨厂家开始了粗制滥造。利润太薄,导致厂家无法保修,而一些宣称终身保修的手机,三个月之后,连厂家都找不到了。

  而真正终结山寨机时代的,是3G时代的到来。由于联发科的非智能手机生产很简单,只要有组装工就能生产手机,可是到了现在没有研发团队就根本无法生产智能手机。而山寨手机生产商根本没有研发能力,山寨手机的利润空间也不允许其有研发团队。现在的智能手机都是采取的是“终端+软件+应用”的商业模式,山寨所依赖的外形和功能优势被彻底颠覆。现在,没有人想要能开酒瓶的手机,都喜欢能下载应用、玩游戏、看视频的手机。

  虽然联发科非常清楚,自己的未来取决于能否在3G芯片上复制2G时代的成功,但知易行难,直到如今,联发科也没有推出一款线G芯片。需求与产业链条的不对称,最终导致山寨手机被智能时代抛弃。

  而握有芯片核心技术的高通,在3G时代几乎掌握了绝对的线G芯片的价格居高不下,山寨机最核心的价格竞争优势也就荡然无存。在与数据消费紧密结合的3G时代,电信运营商以各种形式的补贴拉低3G智能手机的价格,甚至可以实现“零元购机”,以此吸引消费者进入自己的网络。这无疑对无法获得补贴的山寨机施加了更大压力。可能会成为压垮山寨机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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