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现在是新昌路99号的一处民居新民晚报张龙摄
新昌路近凤阳路的石库门里弄“祥康里”，地处市中心黄金地段，数栋老屋闹中取静，其中的新昌路99号，是上海唯一完好保存的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里如今是一栋普通民居，临街的前门找不到99号门牌，一家手机维修店横跨97号至101号。穿过祥康里门廊绕到新昌路99号后门，有“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的两块铭牌，默默诉说着80多年前我党地下工作者的故事。
上世纪30年代初，“新昌路”还叫“梅白克路”，坐拥闹市喧嚣与繁华。祥康里远没有它的名字这般“祥和安康”，那时的上海笼罩着，党的地下工作者周旋于敌特林立的险境。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科研处处长年士萍介绍，在党的秘密机关中，印刷厂最难隐蔽，搬迁次数也最多。因为机器一开动，就会发出较大声响，容易暴露。遇到敌人搜查时，笨重机器和大量印刷品也很难隐藏。
以钱之光为代表的地下工作者，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承印了许多党的文件和刊物，为沉寂难耐的子夜，带来一线光亮。
1931年端午节前后，秘密印刷厂搬到了紧靠南京路的梅白克路(今新昌路99号)。前一站是齐物浦路元兴里(今周家嘴路146-148号)，两幢紧挨着的两层楼，分别开印刷厂和绸布庄。“印刷厂由毛泽民领导，实际负责人是钱之光。”年士萍说。
钱之光曾撰文回忆，元兴里附近工厂环境吵闹，适合办印刷厂，机器轰鸣能掩盖印刷机的声音。这处理想厂址本有希望长期维持，可是刚开张几个月，就遭遇重大变故――1931年4月，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迫使中央立即采取多项隐蔽转移措施。
留在上海的钱之光很快便看中梅白克路一幢店面房。附近有电影院、跑马厅；周边马路弄堂四通八达，进退方便；不远处，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正在建设施工，机器声、打夯声、号子声连成一片，为印刷厂提供了绝佳掩护。
在严重的之下，印刷厂搬家涉及较多设备和印刷品，很不容易，地下工作者们动足脑筋。“先把机器设备搬到转运站，有时要转停多次，才能到达目的地。印刷机需拆散装箱，外面用草绳缠好，怕搬运时碰坏了机器。在木箱上再写上‘某某商号收’的字，用板车等运送，并派同志随车搬运。”钱之光在《油墨飘香――党中央在上海的秘密印刷厂》一文中提到，搬迁排字房时，铅字装在木箱和藤箱里，木箱不能太大，否则抬不动，藤箱里还放了刨花和衣物作伪装，“提在手上，像是旅行回家的样子”。
每个地下工作者都是机敏的“伪装者”。需要伪装的，不只是藤箱，还有众多生活细节。
元兴里的印刷厂以住家形式掩护，房间陈设是普通人家模样。进门后，依次穿过小天井和客堂，就到了摆放印刷机的后堂。钱之光在回忆录中说，起初只有一台四开的脚踏印刷机。尽管条件简陋，大家仍克服困难，为党印制了不少文件和报刊。
钱之光住在绸布庄，掩护隔壁的印刷厂。印刷所需纸张都伪装成绸缎布匹运进布庄，再送进印刷厂，印好后经过伪装，再从布庄运出去。绸布庄和印刷间互通电铃，紧急时按开关，印刷就能及时停止。
搬到梅白克路后，钱之光摇身一变，成了烟纸杂货店“老板”。一楼卖杂货，铺面紧靠大街；二楼作宿舍；三楼用来排字、印刷和装订。屋外本有一道铁杆门，里面有一道木板门，钱之光搬入后，又加了一道铁栅栏。三道门如同三保险，把印刷厂隐蔽得严严实实。“夜里关上三道门，在木门上开个小窗。有人敲门，开窗探视，若形迹可疑，就采取措施对付。”
“老板”的另一重身份是“二房东”。三层楼以钱之光的名义租下，又出租部分给别人。“印刷厂如果出了事，有缓冲余地。我这个‘二房东’表面上与他们没关系，可以多掩护几个同志，减少损失。”
年士萍介绍，1932年夏天，在梅白克路印刷厂附近出现几个可疑分子，中央决定暂停印刷。钱之光立刻关了店门，疏散人员，继续寻找“新家”。接下来不到一年，他又连搬三次家。
先去了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386号，停留时间最短。印刷机试运行时，隔音较差，屋外能听到很大震动声，钱之光立刻放弃，搬去武定路181弄一处洋房。环境符合要求，组织新调来几个同志，结果一名新人常擅自行动，违反纪律，印刷厂无奈再搬。这也是钱之光负责印刷工作期间的最后一次搬家，来到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张家宅路73弄48号。
当时临近1933年春节，许多家庭过年都放鞭炮，秘密印刷厂趁机加印了不少党的报刊文件。可没过多久，钱之光发现邻居是地下党转运站里见过的熟人，推想隔壁可能也是党的机关。两个秘密机关相邻而住，显然不恰当，印刷工作再次暂停。
1933年春夏之交，钱之光考虑到自己在上海多年，熟人较多，不便继续从事秘密工作，请求去苏区，获得了组织同意。他在苏区转而从事经济工作，继续为党做贡献。钱之光是我党众多地下工作者的缩影，为党的印刷事业四处奔走，不辞辛劳，积极传播先进思想。
中央秘密印刷厂在梅白克路坚守一年多，其间相继发生“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抗战，印刷任务逐渐加重，规模和人员也相应扩大。共有十来人参与浇铸、印模、排字、装订、包装等工作，还新买了两台电动机，利用屋内电灯线路，将印刷机由脚踏改装成半自动，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钱之光回忆，梅白克路秘密印刷厂印过《红旗周报》《党的建设》《实话》《布尔什维克》等党的机关刊物和一系列文件。
为蒙蔽敌人，《党的建设》封面都有伪装。钱之光就设计过一个美女像封面，醒目处是四个艺术字“摩登周报”，封底登过菊花牌袜子等广告。“不是印刷厂业务，而是从别的刊物搬来伪装我们刊物的。”
《红旗周报》常用其他刊物的封面和封底伪装，且频繁更换。这期封面是《实业周报》，下一期可能就是《光明之路周报》，还用过《潮》《钟晨》等刊物封面。
苏区来的文件和文章，也是“常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副主席项英、张国焘，都在这些报刊上刊登过指示和训令。
恶劣环境下，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坚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主张，“在打击敌人、教育人民、号召群众起来斗争、指导各级组织战斗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作用。”钱之光如此评价。
上海是中国的诞生地、中国革命的圣地。从1921年中国诞生，到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除有几次短暂迁离上海外，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一直常设上海，党的大部分重要会址、重要宣传教育机构也多设在上海。
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是1931年初由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毛泽民筹建的，负责人钱之光以烟纸店老板身份作掩护开展秘密印刷工作。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克服重重困难，印刷了党的许多文件、报刊和各种宣传材料，把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主张，通过秘密印刷物及时传向各地，承担了中共中央交办的传播革命理论、传递革命信息、播撒革命火种的重要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