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当前，新一代技术产业革命正在催生国际产业分工新格局，全球生产链的重组为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重大历史机遇与现实挑战。习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高校要“着重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这为我们加快培养急需紧缺人才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是否可以培养一大批通晓现代需求、贯通国际规则、具有战略视野、敢于开疆辟土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关系强国建设的质量、水平和成效。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各项战略布局和工程建设如火如荼，由此衍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展现出蓬勃向上的力量，正在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高校人才培养同质化倾向严重，供给侧与需求侧存在“脱节”问题，致使毕业生就业难或就业质量低。而高质量发展对具备综合素质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长期处于急需紧缺状态，迫切需要高校围绕人才培养优化供需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加强创新驱动。
高校人才培养必须打破学科、专业固有壁垒，强化需求导向，突出特色优势，塑造品质品牌，推动“新工科”“新文科”相互渗透，深度挖掘跨学科、专业、课程交叉元素，营造良好的协同文化氛围，强化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形成具有代表性的育人范例。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应具有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拥有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化思维和技术，具备应对专业领域新问题、新技术、新理论和新挑战的创新意识和能力，形成输出交叉融合专业成果的应用能力以及与国外同行进行专业交流的国际化素质。
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重点要突破传统方式、路径依赖，创新“融合学科思维、复合知识结构、跨越不同界限、解决复杂问题”的人才培养模式。
打造“交叉型”学科专业课程新生态。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能力的复合型、多元化要求，加强顶层设计与系统谋划，构建“学科引领、专业支撑、课程集群”学科专业课程一体化改革格局。以交叉引领为基本要求，构建“新文科”+“新工科”模式，重整数字、财经、法学等学科资源，打造交叉学科创新平台，组建“数字+财经+法学”等新兴交叉应用型学科。以交叉支撑为重要路径，聚焦用人市场的精细化分工、岗位性标准，对不同来源、不同结构、不同内容的专业资源进行识别与选择、汲取与配置、交叉与激活。以交叉集群为主要手段，按照“微而新、小而精”原则，推动“数字+”赋能传统专业建设，设置体现专业领域、研究方向、核心素养的课程群，深入推进微专业改革，促进课程体系更新换代。
构建“融贯型”人才自主培养新模式。以产教融合聚合跨界资源，与政校行企协同创新“订单培养”“加餐培养”“预就业创业”“学训赛创融合”和工作室、分段式培养等多种教学模式。以科教融汇创新教学方式，开展“专题式、项目制、案例化”的研讨式、混合式、智能化教学，形成项目进课程、课题进课堂、成果进教材和学生进平台、进项目、进课题的“双向三进”机制，打造“科研—教学—学习”创新融合体。以知行融通构建实践体系，开展环境仿真式、学生主导式、岗位体验式的实践教学，推动学生以角色扮演方式参与实践，获取真实体验，提高应用能力。
形成“开放型”内外联动共进新局面。强化互补互促的院际协同，实施不同学科所属学院“手拉手”活动，组织不同学院不同学科背景教师打造复合型团队，协同共建、动态开放多学科虚拟教研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和文科实验室、文工研究平台，提升学生利用跨学科思维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加强互联互通的国际协同，积极引进国际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共建行业学院、产业学院等新型实体机构，打造具有国际能力、产业特色的一流学科专业（群），联合建立教学科研平台、产学研一体化基地和科创基地，共建适应国际通用规则的育人体系。
从理念转向落实、从形势变为形态，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必须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发挥评价“指挥棒”作用，深入推进“深水区”改革。
健全政校行企合作机制。基于“新工科”+“新文科”理念与发展趋势，结合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实际，推动与省级数字办、工信、司法、财政、商务、金融等部门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动态增列行业、企业、科研院所，加强资源整合和工作联动，完善更加科学、更有效率、富有活力的“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创新机制。聚焦周边县（区）经济社会发展，开展需求性、战略性、精准性和常态化、长效化、品牌化合作，突出重点、揭榜挂帅，促进教育链与创新链、产业链、资源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优化教师队伍管理机制。围绕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定要求，打破教师分别专属专业学院管理的传统方式，建立教师队伍学院之间相互流动的“旋转门”，推动教师从原来的“一师一门课”向“多师一门课”或“一师多门课”转变，为人才培养提供匹配度高的混编制、交叉式师资队伍。实行教师队伍管理“一人一方案”机制，设置达标与高分要求，引导教师围绕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向自行编制“菜单”，自主规划设定教学课时安排、教学任务分配、学科团队归属、科研方向归类，打通教学与科研考核标准，推动教师队伍主动求变应变。
改革人才培养评价机制。强化学生素质的综合性评价，破除人才培养质量“唯分数”论。加强教师教学的过程性评价，由人工模糊性评价转向数字证据精准评价。突出师生群体的日常性评价，完善网格化管理平台与管理机制，把“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践行情况纳入教师、学生的评价范畴，以评价激发师生参与改革的主动性自觉性。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培养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相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网络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不断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营销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交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