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市初期的阳泉是什么模样？当年参与建设的那些老人，记忆是最深刻的。那些昔日风华正茂的历史见证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已进入耄耋之年，然而提起当年的情景，却记忆犹新。
历史会记住他们曾经的奋斗。今天，让我们走近3位建市初期即已参加工作的老人，聆听７０多年前鲜为人知的故事……
张承铭，1933年1月出生，1948年11月参加工作，1949年7月加入中国。建市初期曾参与义井村试建团支部工作。
1949年4月，义井村试建青年团支部，这是我市解放以后试建的第一个团支部。
1947年5月我市解放后，首先进行土地改革，恢复工农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土改结束后，市委着手筹备组建青年团的组织。1948年秋，市及各区先后配备了团的专职干部，市青委由晋仁负责，吸收各区青委，组成青委会，负责筹备建团。
1949年1月1日，党中央作出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在市委的统一部署下，市青委开始在农村试建团的基层组织，1949年3月将全市各区青年团专职干部，统一抽回市里，选定在我市农村党的基础工作较好的二区义井、四区街上两村试建，摸索经验，再普遍组建。当时组成两个工作组，义井组成员有刘昌玉、黄树彬和我。工作组在下乡之前，先组织学习了中央的建团决议，明确了青年团组织的性质、任务，团员条件，建团的方针、步骤，以及市委对工作组的要求和纪律。
义井村在解放后就成立了党的小组，1948年又成立了党的支部，党的基础工作好、支部战斗力强。1949年3月初，工作组进村，组长刘昌玉向义井村党支部书记介绍了工作组的来意，说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是先进青年群众性的组织，可以协助党组织团结教育广大青年。义井村党支部召开了党员大会，讨论研究了如何开展工作。
工作组进村后的第一次青年大会，是在村公所大院（张家祠堂大院）召开，一晩上只去了30多人，大部分动员不来，后来采取登门走访、个别交谈，跟着群众下地劳动等方式，想方设法多靠近群众、接近青年，宣传建团的精神，掌握青年的思想状况。几个星期的活动，初步摸清了青年及村民的看法。有的青年不敢与工作组人员说话，怕谈入团；个别青年表现积极，但也受到家庭和社会不良思想的干扰。当时的工作进展缓慢，基本上没有青年申请入团。
工作组针对情况，开会检讨工作，请义井村党支部成员一起分析研究。大家认为原因包括工作方法缩手缩脚，没有抓住青年的特点，按照适合青年的要求开展活动等。决定以党员为主，分片组织群众开会，由工作组成员给群众讲政治，讲时事；组织青年夜间识字班、读报组；在学校高年级班里设政治课，学校出黑板报，并组织学生街头宣传；动员失学儿童入学，说服老师，帮助大龄青年补习文化课；工作组分片住，便于接触群众。
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我们的工作打开了局面，义井村开始有了申请入团的青年，大多数在校的高年级学生愿听政治课，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初步扭转了被动局面。
工作有了进展，宣传活动在群众中有了影响，得到市委的重视。市青委指示，对青年申请入团的积极性不能挫伤，申请者都是入团的积极分子，多方面培养帮助，但必须严格掌握入团条件，具备入团条件的青年必须是：自愿申请，承认中国的领导，愿为新民主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先进青年。工作组和党支部对申请者，逐一研究讨论，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和团员条件，决定先由前街刘清桂、后街杨爱珍填写入团自愿书，由两名正式党员介绍，提交党员大会讨论通过，再经工作组批准正式加入青年团，他们成为义井村第一批团员。
1949年4月底，义井村成立了团支部，青年党员张改林为第一任团支部书记，随后，又发展了刘桂琴、任秉香、吕占鳌、石玉芬、张玉兴、杨文兰等，团员增多后，增设了支部委员，杨爱珍任组织委员，刘桂琴任宣传委员，团的活动有了起色，成了党支部的积极助手。义井村团的活动，在邻村青年中也有了很大的影响，随之，在南庄和义东沟村也出现了申请入团的积极青年。
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5月，张改林、刘桂琴代表义井团支部，到荫营参加了贯彻团代会精神的会议，并在会上交流了义井试建青年团的经验。此后，工作组撤出义井，全市展开了普遍建立团的基层组织的工作。
白彦修，1929年11月出生，1948年10月参加工作，1954年7月加入中国。建市初期曾当小学教员，上世纪50年代起先后在阳泉印刷厂、阳泉市工业局、阳泉日报社工作。
阳泉解放后，我一直在家里种田。1948年秋天，我19岁时，上级派到村里一名教员，叫王振麟，他给了我一些考试文件、书籍，让我考教员。
我拿着上庄中心学校负责人王荣让开的证明信，和父亲步行去平定城。我从来没有到过平定城，当天到阳泉天已经快黑了，就找熟人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和主人吃了一顿我们拿的小米倭瓜饭，继续往平定城走。到平定城时已经是中午，我们买了一碗豆腐菜泡着吃了点窝窝头，下午到姑姑寺平定县政府教育科，接待我们的是李科长，桌子上放着一些数学题，让我做了做，我一看正是上学时学过的题，做了算术题后又让我写了一篇文章。这位李科长看了后说：“还可以，能教个四年级学生。”
1948年10月底，我到柳渠村报到。那时候，每村都设有“教育委员”，专门负责学校的一切事务。我到柳渠村报到后，在教育委员的支持帮助下，开始收拾学校的东西，第三天就正式开学。学生共20多名，分为四个年级。我的工资是每月120市斤小米，由政府从公粮中支付。那时候教学条件很差，课本只有算术、语文书。我工作一段时间后，遇到的困难不少，每日得自己做饭，每星期日要到上庄中心学校开会、学习。
后来，我调到平定四区的岭上冀家村教书。1950年2月底，冀家村划归了寿阳五区，区公所设在芹泉。我开会、学习等都要到芹泉，往返一趟50华里山路。工作条件的不便加上教学要求越来越高，我感觉自己的能力已不适应教学工作，就坚定了辞职的念头，离开了教员工作岗位。
1950年9月下旬，经人介绍，我到了阳泉印刷厂工作，开始干排字，有时还干石印摇把学徒工。这个活在屋子里干，算轻体力活。工资待遇是每月小米110市斤。开工资办法是：阳泉工矿区工资委员会每月要下发通知，确定当月的小米价格，一个月一变，挣的小米按本月的价格乘起来，发给现金，一般情况都比市场价格要稍高一点，能多买一点，10斤或8斤不等。我非常满意这份工作。
阳泉印刷厂1948年底至1949年上半年是阳泉职工报社的底子，是阳泉工矿区总工会的下属单位，报纸停刊以后成了阳泉工矿区委的一个机关生产单位，到1950年初只有十几个人，后半年增至20余人。我去时还没有通自来水，没有电话，厨房大师傅做饭还得去外面担水。印刷机开动是手工摇把，圆盘机是脚蹬启动。印刷厂的主要任务是给工矿区委、区政府印刷文件。
新中国成立初期，各行各业发展很快，印刷厂也就逐步壮大，1952年后半年改成地方国营，人员陆续增加，隶属上级成为阳泉市工业局。
我一直干排字工，初去时挣小米，1952年改为挣钱，每月24万元（旧币），折合新币24元。之后一直在增加。后来，我调到市工业局保卫科任内勤干事，2年后又调到阳泉报社干排报拣字工作、校对工作、会计等。1990年5月退休。
姚保善，1925年10月出生。1948年7月到1949年3月曾在《人民日报》阳泉造纸厂工作。造纸厂迁离阳泉后，曾在保晋瓷厂做木工，后在阳泉钢铁厂工作至退休。
1947年下半年，阳泉作为刚刚解放并建立不久的人民城市，百废待兴。作为资源型城市，发挥自身优势支援全国解放尤为重要，开始对境域内的一些重要场所设施、破损建筑进行修复，恢复生产、发展经济。
我记得，东营盘是1947年后半年开始动工修复建设的，当时东营盘招来很多木工和泥瓦工，修复破损房屋。我和同村的姚步基作为木工参与了整个修复过程。当时任务紧，一天两顿饭，刚开始木工主要修门窗，泥瓦工主要修补房顶和倒塌的墙壁，清理乱石杂草等。1948年《人民日报》阳泉造纸厂在东营盘成立起后，我和姚步基主要从事木工制作和维修工作，在东营盘连续工作直到1949年造纸厂搬迁走，又待了几个月才离开。
当时保密程度较高，只知道干自己的活，活以外别的消息是不能打问的。当时造纸厂用的水井、纸浆池、碾槽、碾砣、火墙，都是后来修的，水井往上提水用的有水斗的水车、碾槽挡板以及其他造纸用的木制器具都是我们木工制作的。
当时东营盘造纸厂的布局，大门进去主干道西侧为西区，按照造纸工艺流程，依次由北向南布局为洗麻区、操纸区、烘干区、成品区。主干道进去正对提水井。主干道东侧为东区，由北向南依次为宿舍区（排房六排）、石碾和篮球场、食堂、泥工木工房。在东区东侧还有大片房屋，供住宿和办公使用。
《人民日报》阳泉造纸厂是1948年5月从河北省阜平县田子口村原晋察冀日报社造纸厂迁移至阳泉市东营盘的。当时迁来的时候，有职工近百人，都是技术工人，人员少开展不了工作，组织决定就地在阳泉招工，招收了包括常逢俨、赵银海、姚贵来等五六十名新工人，人员一共增加到一百多人，厂长杜庆云（后任），副厂长冷冰、作业组长卢瑞。由于阳泉刚刚解放不久，敌特形势比较严峻，当时为了保密，《人民日报》阳泉造纸厂对外挂“阳泉市人民造纸厂”牌子。
那时造纸工艺不先进，都是手工造纸，造纸流程是：首先，将收来的旧书、稻草等造纸材料切碎，放到盛有水的碾槽里，用马拉上碾轮，碾成烂泥，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弄到水池里头。大家先搅拌，每个池子由一个人负责，这一溜十来个人，那一溜十来个人，为了计数、搅拌均匀，也为了不枯燥，人们干活有精神，大家唱着歌搅拌纸浆，搅拌好了才能操纸。操纸池分子母槽，操纸的人站在挡板前干活，拿着帘子到水池里一漂一捞一甩把水澄下去，把“浆纸”揭起来，这需要好把式，需要培养一段时间才能掌握手艺活。做好这些后，把揭起来的“浆纸”放到池子旁边摞起来，在专门修下的配备有火墙的大房子里进行烘干。墙里头生着火，把“浆纸”贴在墙上就干了，烘干以后揭下来就是成品纸张。
使用大于1366*768分辨率/IE10.0或以上浏览器可以体验最佳浏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