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会开幕。会议决定由筹备会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
1949年7月4日，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在中南海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登报公开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和国歌辞谱，设立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和国歌辞谱初选委员会。
至1949年8月20日，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共收到了2992幅国旗图案。初选委员会精选出38份草图，汇编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其中“复字32号”方案就是后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红地五星旗”方案，它的设计者是长期居住在上海虹口的曾联松先生。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召开。
9月25日晚，、周恩来召开座谈会，听取国旗、国徽、国歌等问题的意见。手拿“复字32号”方案说：“我们这个五星红旗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大团结。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他的观点获得了代表们的一致认同。
1949年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
次日，《人民日报》刊登该决议，决议将“红地五星旗”改称为“五星红旗”。修订后的国旗方案删去了大五角星里的镰刀、锤子图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下午3时，主席亲自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冉冉升起，迎风飘扬。
走进上海茂丰旗篷有限公司的厂房，繁忙的车间内，机器声隆隆，一股热气扑面而来。在这里，最骄傲的旗帜工艺当属国旗生产。
旗帜的整个生产流程从制版开始，先是根据不同旗帜类型的要求选择丝网印刷或者数码印刷，印刷完成后再用汽蒸的方式进行颜色的渗透和稳固，随后通过水洗洗去表面的浮浆，最终进行定型、缝纫及包装。
一卷卷白色的布，是如何成为一面面鲜艳的国旗的？上海茂丰旗篷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军介绍，国旗生产有复杂的工序，包含扎染、吊印、发色、漂洗、高温定型等多道工序，只有严格遵守标准才能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规定的“国旗红”。
国旗制作中，处处体现了匠心精神。比如调色环节，杨军说，颜料需用天平精确称量，稍有偏差就会产生色差，难以制成“国旗红”。而国旗上的五角星吊印也需精细操作，五角星的角度以及到旗帜边缘的距离都有严格规定。旗帜的长度、宽度等比例，也全部按照规定的标准来执行。
“改革开放为勇于创业的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于是我选择离开了当时的上海旗篷厂，白手起家，一步步搭建起自己的企业，也就是现在的上海茂丰旗篷有限公司。”公司原董事长王隆基与共和国同龄，他觉得这是他与祖国的缘分。
1988年，王隆基和其他4人一起选择在青浦区徐泾镇开启了创业路。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当时全国大街小巷都要悬挂国旗，王隆基发现全国的国旗需求量激增，于是他们开始三班倒地加班加点生产制作国旗，制版、手工印刷。
虽然市场对国旗的需求量越来越多，但他们也注意到，当时市面上的国旗质量参差不齐，颜色、材质各异，“材质上有棉布、尼龙的，制作时，五角星有采用拼贴的，也有用针绣的。” 王隆基还记得，当时有人大代表提出，国旗是庄严而神圣的，但制作过程很混乱，应该制定相关标准。于是国家开始重视并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明确了国旗的制作标准和规范。
让王隆基自豪的是，他还参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及国旗制作标准的讨论，“所以我们工厂更会严格遵循国家标准，采用100D×100D的全蚕丝材料，并通过扎染、吊印等工艺，确保国旗的经纬密度和颜色准确无误。”
如今，海内外市场也早已认可了他们。自1988年成立以来，企业先后承接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2年伦敦奥运会等国际大型赛事的旗帜制作工作，在旗帜生产领域打响了“中国制造”的品牌。同时也为广场阅兵等重大活动提供国旗制作服务，确保了国旗的庄严和神圣。
“温教官，我来看你升旗啦！”武警上海总队执勤第四支队执勤十中队国旗班班长温华建记得多年前从围观人群中传来的一声脆亮童声。升旗当天，担任撒旗手的他没法当场作出任何回应，只能不动声色以掩饰感动。
原来前一年温华建去曹光彪小学上爱国主义教育课时，得知学生们上学时间后，他开玩笑道，“如果你们早起一点的话，就能够看到我们升旗了。”一名四年级的女生回家后跟父亲说了这回事，由于父亲也曾当过兵，当机立断要陪女儿看升旗。温华建第二年再去学校，女生特意告诉他：“我们的约定达成啦！”
国旗班战士相较于其他班战士，不仅晚睡早起，其队列训练标准亦更为严苛。站军姿时背负木架、头顶砖块、衣领别大头针、手指缝里夹扑克牌，正步走时腿上绑五公斤沙袋……还要坚持两三分钟里不能眨眼，就算是烈日、大风等极端天气也要瞪大双眼目视前方。
每次升旗，战士从上海市政府贵宾通道到旗台大理石台，需要踢正好40个正步，多一步少一步都不行。而从进国旗班到真正上旗台，经历优中择优的选拔后，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温华建凭借经验总结出了新战士的经典三问，除了为什么要压脚尖，还有为什么要比其他战士早起一个小时，以及被追着问能不能用枕头睡。这些集中在天黑后的疑问，实则都是对休息时长和舒适度的质疑，对于异常苛刻的国旗班而言在所难免。也因此同样是上哨，国旗班战士除了平均一米八三的显眼身高外，挺拔标准的身姿总是能让人一眼辨认出来。
韩涛和吴子杰都出生于2003年，他们不约而同地透露真实的军营生活与自己想象的有些差距。“入伍前受特战类影视作品的影响，男孩子都会幻想当兵就是拿枪、开坦克和飞机，后来发现真实的军营生活很平淡，像我除了升旗就是上哨。”韩涛后来想明白了，自己守护着目标单位、守护着国旗安全，“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职责，担负的使命也是不一样的。”
此外，国旗班里还有不少讲解员，比如擎旗手鲍胡熙每天都要前往中共一大纪念馆讲解。国旗是战士们的生活，而生活不全然是国旗，那一抹红映照着他们全力以赴的赤诚。
军营还不定时为小朋友们开放参观，战士教他们叠被子、练队列，讲党史，每当看到他们站得板板正正，韩涛总是不由感慨，“下一代值得期待。”
作者：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杨力佳、周胜洁、丁文佳/文，施剑平、常鑫、吴恺/图、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