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还有一位大红官服的财神爷，笑眯眯地坐在店铺里被人供着，却几乎没有人能说出名字。大多数人只能含含糊糊地说，那是“

　　你也不知道他名字？不知道就对了，因为这位财神原本就“不是人”，而是一颗叫“司禄”的星星。

　　中国许多神灵都可以追溯到原始的星辰崇拜。《史记·天官书》记载，北斗七星正前方的六颗星统称文昌宫，里面最末一位就是“司禄”。司禄后来被人格化为禄神，主管官运。隋唐以后，平民百姓有了靠科举改变命运的机会。然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谈何容易，于是禄神的香火就越来越旺了。

　　元代开始，“福禄寿”三星开始组合出道。此时他们在图像中有两种常见的风格。一是“神仙风”，不苟言笑，正气凛然：

　　元 山西芮城永乐宫壁画《朝元图》中的禄星。头戴东坡巾，你不说我还以为是苏轼。

　　二是“隐士风”，游山玩水，琴棋书画，松弛又有生活趣味，不像宗教画那么板正：

　　文人画里的三星多了些人情味，而且突出了各人特征，也容易辨识。一般来说寿星大脑门，禄星旁边有只鹿，福星手持如意。可是，老百姓还是觉得不够喜庆——谁要高雅了？我们要当官，官，官！

　　于是到了清代，禄星听取群众意见，把福星的如意拿过来了，自己还穿上了以明代公服为原型的红色官服。该说不说乾隆大爷对推广禄星新形象起到了很大作用，多件清宫御制三星图都是酱婶儿的：

　　于是清中晚期的民间年画里，禄星单独出道，成了“财神”。清代剃发易服，老百姓渐渐淡忘了前朝服饰。为了让财神看上去更喜庆，民间画师直接照搬舞台上的行头。财神官帽参考戏曲“盔头”多出了一堆球球，衣服也越来越花……

　　不难发现，财神的年画上还多了金元宝、聚宝盆、条幅等元素，由自己或侍者拿着。这时候还兴起了上武下文的财神年画。上面的关公谐音“官”，组合在一起，谐音升官发财：

　　又过了几十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当代群众作为甲方，对财神（前禄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衣服再红一点！如意再大一点！元宝再多一点！饱和度再高一点！画面再满一点！

　　得益于每小时能印刷万张的UV和丝印印刷机，加上烫金、撒粉、镭射等各种技术的buff，那颗千年前不食人间烟火、高贵冷艳的星星，终于化茧成蝶，变成了我们所有人童年记忆中的样子↓

　　盔头的绒球变成了五颜六色的宝石，元宝和如意大得让我怀疑他平时没少练卧推。先甭管设计，你就说有没有视觉冲击力吧！

　　从图像史的角度来说，禄星就这样变成了“文财神”，至于后世如何附会他为李诡祖、范蠡或比干，就是别的故事了……

　　不得不说，这个演变还是成功的。虽然庙里供奉的财神多是赵公明和关公，但两位看上去都有点凶悍。真正自己供着，还得是这位笑眯眯的文财神，显得和气生财呀！

　　黄财神的学名是毗沙门天，听上去好像很高大上。但他另一个化身你会熟得不能再熟：托塔天王李靖！

　　当然，认真打量黄财神的你可能会忍不住揉揉眼：“是我近视度数增加了吗？这黄财神托的不是个大老鼠？”

　　说来话长。毗沙门天的原型是印度教里守护北方的俱毗罗，传说曾显灵帮于阗国和大唐打了胜仗，所以被统治者推崇为战神。李建成小名毗沙门，日本战国的上杉谦信也自诩毗沙门。由于毗沙门天前世在塔前发过大愿，所以唐代常见造型是右手持戟，左手托塔，威风凛凛的样子。

　　然而俱毗罗还有财神的神格。当时印度-中亚地区的人们有用鼠鼬皮做钱袋的习惯，使用时看上去好像鼠鼬嘴里能吐出钱，所以印度的俱毗罗手里就拿着鼠鼬或鼠鼬皮的钱袋，传到中国来就变成了“吐宝鼠”（这下知道为什么李天王有个老鼠义女了吧）。

　　在藏传佛教中，毗沙门天基本保留了俱毗罗袒胸露乳、左手抓鼠、一腿蜷起一腿垂下的自在坐的形象。

　　在汉族地区，毗沙门天从元代以后就慢慢不吃香了。明代的《封神演义》和各种民间传说把他的神格一分为二：一是托塔天王李靖，独立于四天王之外，俨然是天庭大元帅，还养了个著名的闹海儿子；二是多闻天王，手持混元珍珠伞，护卫天庭，则是纯纯打工人了。

　　甚至，你在当下还能看到许多财神“诞生”的案例，例如近两年火出圈的“西藏女财神”扎基拉姆。

　　扎基拉姆供奉于拉萨扎基寺，原本是藏传佛教护法女神班达拉姆的化身之一，而班达拉姆的原型又可追溯到印度教掌管命运与财富的吉祥天女拉克希米，以及掌管生殖与死亡的迦梨女神，因此扎基拉姆跟后者一样有黑脸吐舌的恐怖外貌。

　　本来扎基拉姆会在扎基寺默默无闻地当一个小神，好巧不巧，乾隆时期川军进驻札什城时，由于扎基拉姆黑脸吐舌的形象很像四川版黑无常“鸡脚神”，因此被汉族人“无缝衔接”进了自己的关帝庙里，一来二去，扎基拉姆的神格愈发丰富，成了少见的被当地汉族接纳的藏传佛教神祇。

　　改革开放后，许多汉族人来到拉萨做生意。随着当地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扎基拉姆的“灵验”故事越来越多，扎基寺也因为不要门票，变成了游客必去的“财神庙”。

　　后来更有网友给她编出了“汉地含冤而死的乾隆宠妃”的悲情身份，又画了一系列“恐怖面具后是美女”的小清新插画。这种设定大受欢迎，甚至渐渐变成了扎基拉姆的“标准像”。

　　借着市场经济和大众传媒的力量，扎基拉姆仅仅用了三十年时间，就逆袭成了“中国唯一女财神”，是不是很励志！

　　类似的例子多得数不完。比如赵公明最早是五瘟神之一，先是经过了“赵元帅”身份的洗白，继而在明代当了武财神；关羽也是经过历代统治者加封后，在明代作为走南闯北的晋商保护神（关羽是山西人），被“全国推广”出财神属性的。而现在流行的“五路财神”的说法，来源更是驳杂。关羽、赵公明、王亥、戏金蟾的刘海……只要有个名儿，都能排列组合往里塞，各地有各地的说法，也没有人去较真。

　　不说财神了，就说吉祥物，比如“只进不出”的貔貅、谐音“百财”的白菜摆件、谐音“发财”而快被吃绝的发菜……关于它们“聚财”的说法，其实上溯历史都不超过三十年，基本都是市场经济后的产物。最离谱的是我看过一哥们经常盘一个（仿）商代跽坐玉人，问之，答曰“这是玉跪人（遇贵人）”！

　　某宝常见的貔貅。最早是九十年代香港人作为“风水摆件”打造出的概念，造型参考了汉代和南朝的辟邪。

　　民间信仰作为民俗的一部分，可以不断根据当下调整自己，既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也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许多欢乐。

　　拿财神来说，没有中国人会真的陷入宗教狂热式的崇拜，绝大部分只是讨个吉利，沾沾喜气。毕竟嘛，大过年的，来都来了，还是孩子，恭喜你发财，恭喜你精彩！欢乐的气氛，不比什么都重要吗？

　　[3]张聪. 试论中国佛教美术中毗沙门天持鼠图像的来源[J]. 艺术工作, 2020.

　　[5]王琛发. 貔貅拜物教:凭藉拜金趋势兴起的伪传统[J].宗教与民族, 2012.